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古代絲綢之路上駝鈴悠悠暢行萬里,、舶交海中千帆遠航。它承載著數(shù)千年來東西方物質與文化往來的共同記憶,，也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歷史舞臺,。
在絲路發(fā)軔之初，突破地理單元的物質交換發(fā)生于華夏大地的各民族之間,，從零星,、偶發(fā)的相遇與交往,，逐漸發(fā)展為雜居共處、經(jīng)濟互補,、心理認同,。長距離的販運、多族群參與的貿易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益繁榮,。時至先秦,，從中原地區(qū)向北越過陰山、燕山,，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直抵地中海的草原之路，向西南溝通印度與東南亞大陸的蜀身毒道,，已經(jīng)連結起世界古代文明的多個發(fā)源地,。邊疆諸族處于中西交通的前沿，承擔互市,、轉運,、向導、輸送等環(huán)節(jié),，滿載著絲帛,、寶石、香料等商品往來奔忙,。秦漢時期的匈奴以及其后的烏孫,、鮮卑、突厥,、回紇,、吐谷渾、沙陀等都曾活躍于北方絲路,，滇僰,、百越、吐蕃等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南方絲路的運轉,，待到唐宋元明時期海洋之路張開全球化的懷抱,，沿海諸族的水上健兒們開始隨船萬里駛向波斯灣、阿拉伯海,、東非沿海,。千百年間，絲綢之路的持續(xù)通行是歷代王朝國家傾力治理的結果,，也是中華各民族合力共建的偉大成就,。作為一條民族融合之路，它的根基、保障,、推動力都來源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fā)展,。史料中保存著古代絲路上諸族共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豐富案例,。
各民族共同開拓絲綢之路
從“點狀”貿易到多條商路的“線形”延伸,，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道路勾勒出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格局,，這些交通線路以中原腹地為文化,、物質的中心，在各民族互動交往中得到合力開辟,。居延路,、西域道、青海道,、旄牛道,、參天可汗道、廣州通海夷道等無不緣起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伴隨邊疆諸族的歸附打通和開拓——遠慕華風而日奔塞下者不可勝計,，并在大一統(tǒng)王朝的管轄與鞏固下得以長存。以青海道（關中—祁連山南—湟水—青海湖—柴達木盆地—新疆若羌—域外）為例,，它在東周的《穆天子傳》和《山海經(jīng)》中已有記載,，是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認可的史前至兩漢時東西交通重要路線，熙熙攘攘的西北各族商賈販客往返其間,，魏晉五胡入華夏之際吐谷渾遷徙至此積極通貿市買,、主動肩負起交通線路的經(jīng)營，至隋唐大一統(tǒng)時代來臨,，驛站、烽燧,、城障,、規(guī)范化的市場、各級管理機構沿途設立,，它的一部分延展為舉世聞名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從這里入藏和親,，漢藏兄弟民族道路相望,、歡好不絕。唐代詩人李賀曾在《塞下曲》中吟詠：“胡角引北風,，薊門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里。”諸族共建開拓的絲路要道成為民族交往的經(jīng)典意象,。
又如五尺道（成都—岷江—樂山—宜賓—昭通—曲靖—楚雄—騰沖—域外）和旄牛道（成都—邛崍—橫斷山脈—雅安—西昌—大理—騰沖—域外）,，它們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嶺之間，以蜀地的中心（今成都）為起點,，一東一西南下經(jīng)云貴高原出緬甸,、抵印度。囿于自然環(huán)境,，該區(qū)域行路曲折,、開鑿艱難，根據(jù)《史記》的描述,，沿途有高山巍峨入云不可撼動,、腳下是深壑絕壁令人膽寒。漢唐以來,，朝廷數(shù)次派遣官員組織道路的疏通與修筑,、維護，動員巴蜀之民共同披荊斬棘,、勠力開辟,，不僅將原有的民間路徑拓展連接，還鑿山修路千里開通正式官道,，設立郡縣,、郵亭、館舍,，治道安邊,。僰、滇,、嶲,、夜郎、濮等西南族群隨著絲路的通行,，自主地融入華夏文化,，學習和接受內地的生產(chǎn)技術、社會習俗,?！妒耔b》《華陽國志》《讀通鑒論》都稱贊當?shù)爻霈F(xiàn)了夷漢歌詠、聲息相通,、物產(chǎn)相資的良好局面,。可謂,，各族人民因絲路而遠行,，又因絲路而更加緊密,。邊疆諸族并非絲綢之路上的“掮客”，而是以中華民族成員的身份在尋覓通道,、修建線路,、向外探索中發(fā)揮杰出的作用。
各民族共生共榮絲路商貿
繁榮興盛無疑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與各族人民共同的祈盼,，而中華民族對于富強的追求自古以來都以共生共榮為內在共識,。這條漫長的商路蘊藏著獲取財富的無限可能，但若想要長久,、穩(wěn)定地得到利益,，并非單次貿易、單一群體,、單對單的互動能夠實現(xiàn),，而是需要多種生產(chǎn)方式的支持、混合式地經(jīng)營與多族群的合作,，以整體富裕為目標,。在古代中國的北方，游牧民族很早接觸到域外的世界,，他們躍馬馳騁于草原,、沙漠、綠洲,，在西去,、東行和南下的過程中傳遞信息、物質與文化,。逐水草而居的各族群在交易得利的吸引下形成規(guī)模各異的商隊,，以畜牧業(yè)的產(chǎn)品換取生活必需物資與多類型的商品，與農耕文明的交往和交流成為他們的發(fā)展動力,。
以回紇（后改稱回鶻）為例,，作為繼匈奴、突厥后崛起的強大草原民族,，公元7世紀以來它發(fā)展為北方絲路商貿的主要參與者,。史料記載其養(yǎng)羊業(yè)、養(yǎng)馬業(yè),、養(yǎng)駝業(yè)興盛，除去日常所需,，每年都要預留一部分牲畜進行商品交換,。唐朝是其首選的貿易對象，雙方頻繁往來,、民族關系的主流是親密友好,?；丶v的馬匹可以裝備唐朝的軍隊，而唐朝富足的物產(chǎn)又成為回紇絲路販運的寶藏之源,，這里有種類繁多的手工藝品,，包括廣受喜愛的絲綢和茶葉。經(jīng)由回紇主動申請開辟的參天可汗道（唐太宗視草原諸族為一家,，被尊稱為“天可汗”）,，他們能夠直達長安協(xié)商采買，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區(qū)和邊地設立的馬市直接交易,。數(shù)百年間他們以商人,、翻譯、馬夫,、工匠,、向導等職業(yè)活躍于東西方商貿活動，以善于經(jīng)商,、擅長識別珍寶,、長居京城開店、撮合胡漢商賈交易聞名于世,，此后逐漸內附,。可見,，絲路貿易推動了草原諸族與漢族的交往交流,，也促進了他們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程。
凝結成以商貿為媒介的利益共同體,，是古代中國絲綢之路上常見的多民族共生共榮狀況,。除了草原游牧民族，東北的漁獵族群,、西南的山地各族以及東南的沿海諸族等都從本族特征,、區(qū)域環(huán)境出發(fā)，在各民族協(xié)作,、互嵌,、交流的同時進入絲路貿易體系，為更廣闊的中西交通服務,。其中,，嶺南地區(qū)頗為典型，它經(jīng)歷了由荒蠻邊陲到海運樞紐的轉變,，見證了民族交融與絲路貿易的浪潮,。有史以來，嶺南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古代中國南疆沃土,。由于地理位置遠離中原政治核心區(qū),，在漫長的時光里它與北方疏離,、兀自緩慢發(fā)展，一度成為遭遇貶謫南遷之人眼中恐怖且悲苦之地,。直至東漢末年原本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群向南移動,，帶來了知識、生產(chǎn)技術,、土地制度,、稅收制度以及此前的王朝治理經(jīng)驗，孫吳,、南朝為了政權的存活與強大,，主動向南方各民族靠近，互通雜處,、合力開發(fā),，錢幣與谷帛逐漸流通。在此基礎上,，唐宋元海洋貿易興起,，嶺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絲路帶來的貨物,、人力，并以優(yōu)良的海港：廣州（番禺）,、泉州,、合浦等，開展對外貿易,，絹之路,、銀之路、瓷器之路,、香之路無不與之關聯(lián),。從陸路到海路貫穿嶺南的商路沿線出現(xiàn)大量僚市、馬會,，定期舉行的通商活動,，讓當?shù)氐狞S峒蠻、南平僚,、俚等更多地接觸和融入華風,；多民族商賈得到招徠與認可，移舟行船前來為海洋絲路貿易注入活力,。各民族的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了嶺南珍寶輻輳,、商賈云集的新模樣；富兼華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絲路貿易的繁榮推進了南方諸族的社會快速進步與經(jīng)濟飛躍。
各民族共同培育絲路文化與精神
絲綢之路2000余年的歷史留給世人的不僅有綿亙萬里的古道,，跨越東西方的文物,、考古遺址，還有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傳統(tǒng)手工藝,、音樂,、舞蹈、民俗,、文學,、醫(yī)學、航行技術等,，皆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碩果,。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絲路文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jīng)成為全球性的學術焦點,，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絲綢之路——交流之路綜合研究”為題進行探討,。時至今日，古代絲路仍然象征古老中國的開放包容,，積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飽含中華各族人民團結交融的情深誼長。
絲路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往往伴隨商路貿易發(fā)生,，在人群的流動,、聚合、互嵌中實現(xiàn),。它既不是從點到點的直接傳遞,，亦不是某一文化的強勢輸出，而是不同文明因多樣性而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借鑒,，在潛移默化中實現(xiàn)認同和發(fā)展。當我們再思考從長安到羅馬的海,、陸絲路大動脈時,，不應忽視古代中國疆域的遼闊，從都城到疆域邊界數(shù)千里間文化的交流,、培育與傳承,，這是絲綢之路中國段本身積累的文化瑰寶。駝隊,、羌笛,、寶船這些深入人心的絲路象征符號，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文化團結統(tǒng)一的回憶,。譬如駝隊,、駝鈴,，唐人以之作涼州詞、邊塞曲,，今天的海外漢學者也用“駱駝的生死馱載”來概括漢唐絲路貿易,。它的藝術形象（俑、壁畫,、服飾紋樣等）與文化表達是復合且動態(tài)變化的,，產(chǎn)生于中原王朝的主體作用、絲路沿線諸族的協(xié)作以及外來文明從西域的傳入,。駱駝是中國北方提供腳力的常用馱畜之一,，唐王朝時期已被列為重點管理的牲畜。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里詳細記載了從中央到地方管理駱駝的各級機構,、責任官吏,、飼養(yǎng)方式和用途。隨著絲綢之路興起,，西北地區(qū)的百姓以駱駝為穿越沙漠地區(qū)的理想交通工具,，邊疆游牧民族善于畜養(yǎng)、駕馭駱駝者大量涌現(xiàn),，他們牽引駱駝的形象被藝術加工為多種形態(tài)的唐三彩牽駝俑,、墓葬壁畫，并在唐詩中被反復描摹,。駝隊行走,，從大漠到都城，東行的商賈領略著中原的山川人文,，因熱愛中國風土而留下安居的人不勝枚舉,；從中原腹地出發(fā)，“無數(shù)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各民族的參與者昂首闊步、勇于開拓,，他們向世界展現(xiàn)華夏之風,，傳遞東方文明的善意與友誼。
深情回望古代絲綢之路史,，中華各族先民攜手開拓,，穿越草原沙漠、驚濤駭浪,，建立溝通亞歐的橋梁,；團結合作，用駝隊、寶船輸送物質與文化,，所至之處遍開交流融合之花,；用實際行動培育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偉大精神。它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chǎn),，也是一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絲路為各民族的交往提供通行的渠道；為統(tǒng)一王朝內部不同類型經(jīng)濟（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漁獵文明）的日益密切、互補提供貿易的紐帶,；為文化的交流,、思想的認可、精神的弘揚提供廣闊的舞臺,。還原諸族共建的古代絲綢之路史,、研究絲路上的“三交史”歸根到底是要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廖靖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