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大雅·民勞》篇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相傳此詩出自西周大臣召伯虎之手,，意在借痛陳民生困苦，來規(guī)勸周厲王體恤民意。后經(jīng)歷代思想家不斷解釋,、建構與再造,，原本只表示相對安寧之意的“小康”概念，被賦予了豐富多元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乃至文化內(nèi)涵。幾千載歲月積淀與先賢凝練,，它逐漸融入中華文明進程之內(nèi),，化為中國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愿景，構成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于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我們追根溯源，循名責實,，梳理“小康”在中國的演變歷程,，其意涵愈發(fā)博大，其意味愈加深長,，其意義亦愈顯重要,。
從“渴盼”到“理想”：“小康”思想的基本確定
“小康”之意，其始也簡,?！对娊?jīng)》中的“小康”，“小”即稍稍,，“康”是從“糠”字引申而來,，按照清代學者段玉裁的研究，“糠,，谷之皮也”,，其中包裹的是實實在在的谷物。眾所周知,，在農(nóng)業(yè)社會,，谷物乃生命延續(xù)的必要保障，谷物豐收即預示著康樂安寧,。是故《詩經(jīng)》中之描述,，恰恰反映了彼時苦天下暴政久矣的民眾心中的一種樸素、真實的渴盼,。
小康內(nèi)涵擴充并發(fā)生質變的重要標志,，是《禮記·禮運》中的一段對話。這篇由秦漢之際儒者完成的作品,，借孔子之口描繪了“大同”與“小康”兩幅令人憧憬的政治圖景,。所謂“大同”,，其前提在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遂達致“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境界,。然而代表著“黃金時期”的堯舜禹時代畢竟逝去已久,，“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退而求其次,，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六位君子“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兩相比較，不難看出政治清明,、秩序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達、百姓樂業(yè)的大同社會,，是古人心中對最高與最佳社會形態(tài)的想象,，更近似于一種反思現(xiàn)實后的空想主義式的烏托邦，固然美好,，卻猶如鏡花水月般遙不可及,。與之相對，小康則更貼近化危為機,、亂中求治的現(xiàn)實,。且《禮運》中的“小康論”，已給出了具體可操作的評價指標：政治層面是“禮義以為紀”而構筑的階級秩序,；經(jīng)濟層面是以“天下為家”“貨力為己”為特征的財產(chǎn)和勞動力私有制,；倫理層面是“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的差序化等級制；軍事層面是采取“城郭溝池以為固”“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的兵役制和刑罰體系,；社會保障層面則是“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實際上就是基于血緣倫理的家庭贍養(yǎng)制,。這種制度設計正是根植于農(nóng)耕經(jīng)濟模式、具有一定文明水準和道德規(guī)范的私有制社會的鮮活寫照,。
孟子曾著意強調(diào)：“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種高倡王道政治的擘畫,，實際上是將以血緣親疏遠近關系為紐帶的同心圓型結構作為立論基石，這與小康中“天下為家”的境況若合符節(jié),。換言之,，由己到彼，齊家而后治國,，這種可望又可及的政治藍圖設計受到歷代政治家的歡迎,，自然而然地融匯為中國傳統(tǒng)治國理政之道的核心理念。
降至東漢末年,，學者何休撰寫《春秋公羊解詁》,，他創(chuàng)造性地糅合《禮記》關于“大同”“小康”的描繪，并將其發(fā)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tǒng)性的“三世說”,，由“衰亂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來論證不斷進化的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由亂到治,，由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由落后到進步,。在他這里,，“太平世”也就相當于大同社會，“升平世”則相當于小康社會,。這種闡釋方式令“小康”思想趨于理論化,，且具備了十分明確的階段性特質,，為之后治理者,、思想家論述小康提供了范本。晚清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托古改制,，便是直接借鏡“春秋三世說”,，并融入近代以來流播甚廣的社會進化論學說，將“大同”“小康”概念與“三世說”進行共同演繹和改造,，從而宣揚由“衰亂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變易進化史觀,。康有為在其著作《禮運注》里指出,，縱觀兩千年來中國史,，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包括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在內(nèi)的所謂盛世景觀,，“總總皆小康之世也”?？梢娍涤袨樗枷胫械?ldquo;小康”,，即等同于“升平世”的狀態(tài)。
大同與小康并非儒家的獨創(chuàng),，先秦時期諸子百家?guī)缀醵籍a(chǎn)生了相似理念,。如道家代表老子所認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的境地，正是強調(diào)求大同不可得而先實現(xiàn)小康,。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子也曾構想其理想社會應是“大人寄形于天地而萬物備,，歷心于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這也必將歷經(jīng)由小康到大同的過程,。從可以企及的小康社會到遙不可及的大同社會,，是兩千多年前眾多思想家的價值共識，并且說明大同與小康二者并不沖突,，小康是大同境界的折射與落實,，大同是小康實現(xiàn)后的又一目標。這可視作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心之所系的政治理想,。
由“治道”到“大道”：“小康”思想的延展深化
既是理想,，便需要有志者付諸實踐?；赝麣v史,，“小康”思想如源頭活水，噴薄而出,，所經(jīng)之地,，終匯成大江大河，由緣起時的政治理念,，逐漸擴展到經(jīng)濟,、文化,、社會諸領域。
首先,，《禮運》篇問世后,，“小康”成為各時期稱譽某朝政治清明的代名詞，諸如“周公輔政”“成康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歷史概括的出現(xiàn),，無不說明這幾個時期比較符合“小康”理念所要求的標準,。比如宋代學者洪邁提出“然久困于窮，冀以小康”以后,，小康就成為人們擺脫貧困,、追求富裕的現(xiàn)實愿望。實際上他是從“王道仁政”方案出發(fā),，呼吁借助研究現(xiàn)實問題,、希冀實現(xiàn)小康。因此,，同朝的朱熹認為,，只要有像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那樣的“大賢”實行“王道仁政”,，小康之世就可以達到，而且“千五百年之間……不無小康”,。在朱熹的眼里,，像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開元盛世”等繁盛時期都應該算是小康社會,。這可謂歷代士大夫們的政治共識,。
反之，一旦朝綱解紐,，動蕩不安,，人們便更加渴望小康,。裴松之在《三國志·吳志·趙達傳》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注解：“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shù)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裴松之以經(jīng)典之“小康”比照現(xiàn)實之“酷亂”,，可見其對生靈涂炭的三國時代之不滿,。
其次，政通人和方可利于百姓農(nóng)耕勞作,，才能形成“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悠然景象。所以小康在形容百業(yè)民生時,，更多側重評估某朝某代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比如五代時期后唐明宗李嗣源較為體恤百姓，宋初學者王禹偁便稱贊說：“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戰(zhàn)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為小康,。”司馬光也稱其“在位年谷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為小康”?？梢娺@二位學者心中與筆端的“小康”,，更多是基于恢復民生和調(diào)整經(jīng)濟層面的考量。
再次,，《管子》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論斷雖不可狹義理解,，但確也反映了政治趨于穩(wěn)定,、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后，百姓道德素質提升,、國家文化水平增高的一般規(guī)律,。以開元盛世為例，作為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治世,，掌權者的勵精圖治,，不僅創(chuàng)造了杜甫筆下“百馀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的政治穩(wěn)定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經(jīng)濟發(fā)展,，更鮮活而全面地體現(xiàn)了文化上“宮中圣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的景象，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實現(xiàn)了某種程度上的交融互動,、相得益彰。無怪乎杜甫在《壯游》一詩里稱頌“圣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
與之相對，一旦政務廢弛,，得來不易的小康局面必不可持續(xù),。“詩圣”杜甫對此由盛轉衰的境況有著極其寫實而深刻的記述，遭遇“安史之亂”的涂炭,，戰(zhàn)火紛飛,，統(tǒng)治失效，“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經(jīng)濟凋敝，物價失控,，“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百姓遭殃,，道德失序,，“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衰敗之勢由政治,、經(jīng)濟及社會、文化,，逐漸綿延,，覆蓋所有領域?？梢娭袊鴼v史上曾記載的“小康”之世,，不僅來之不易，且大多旋起旋滅,，并不長久,。
最后，小康之所以成為千百年來國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在于這一理念已潛移默化地融入每個中國人的內(nèi)心世界,，深深地烙在我們民族的集體意識當中，成為一種厚重的文化心理積淀和強大的精神內(nèi)驅力,。上至帝王,，唐玄宗曾自道“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聿來四紀,，人亦小康”；中到民間,，每逢天下離亂,、政權對峙之際，總有人祈盼“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下及每個個體,，也時常將“小康”掛在嘴邊。比如歷代很多不滿于現(xiàn)實的知識分子往往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南宋康與之的《昨夢錄》等都以生動的筆調(diào)，描寫了自然經(jīng)濟條件下“怡然自樂”“萬民怡怡”“計口授田,，以耕以蠶”“信厚和睦”的小康圖景,。清代學者蒲松齡也向往小康，他在《聊齋志異》中寫道：“妻言‘自君去后次日,，即有車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為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yè)矣,。”可知經(jīng)無數(shù)代的積淀與訴說，“小康”不再僅僅是懸諸廟堂的概念,，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
正是得益于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重重建構與言說,，“小康”成為中國人的千載夢想與日常詞匯，深深鐫刻到大眾心理的核心層次里,，被視為中華民族所必須經(jīng)歷且終將完成的“大道”,，蘊含著許多有益的歷史啟示。其一,，傳統(tǒng)“小康”思想體現(xiàn)了人們對美好生活和理想社會的追求,。從《禮運》中對大同、小康社會的描繪,，孟子設想的“無饑”家庭,，到近代以來洪秀全希望實現(xiàn)的“公平正直之世”，康有為夢想達到的“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孫中山預想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小康”思想始終被視為理想社會的理論源泉,。其二,，傳統(tǒng)“小康”思想體現(xiàn)的社會分階段發(fā)展的思路給予了后世制度設計者極大啟發(fā)。在康有為構思的大同世界圖景里,，人類社會是按照據(jù)亂,、升平、太平的順序發(fā)展的,，他認為封建社會是據(jù)亂世,，資本主義社會是升平世，大同社會是太平世,。孫中山也強調(diào)中國只有經(jīng)過小康才能走向大同,，“大同世界，所以異于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劃,，庶幾近之”。因此他把實施民生主義,、進行小康實踐視為實現(xiàn)人類理想的中國道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新繼承發(fā)揚光大這一思想，鄧小平運用唯物史觀,，緊密地將“國情”“世情”與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從不同視角賦予這一概念多重嶄新的意涵。他提出的小康社會建設目標,，既有著對傳統(tǒng)“小康”思想的揚棄,、吸納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同時更是一種整體性超越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其三,，傳統(tǒng)“小康”思想體現(xiàn)的民本和民富的價值立場,，對于歷代政治家的治國方案產(chǎn)生了重要的資鑒作用。太平天國運動倡導以“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為宗旨,，康有為主張“去苦求樂”,，孫中山明確主張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義就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shù)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shù)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無一不凸顯著“小康”思想中的民本特質。
綜上可知,，傳統(tǒng)“小康”思想一旦被適宜的時代語境所激活,，便會再度煥發(fā)理論光彩，并轉化成全民意志,，釋放出改天換地的驚人能量,。
從“返本”到“開新”：“小康”思想的豐富意蘊
經(jīng)過無數(shù)先人的不懈探索，作為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小康”被賦予了極其豐富的思想意蘊,，值得在返本承繼的基礎上加以發(fā)明開新，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以和為貴”的禮治方案,。《禮運》篇所主張的“小康”,，是一種以禮治為樞紐的政治文化,。所謂“禮治”就是通過禮的制度化而全面安排人生、社會秩序,，追求現(xiàn)世的完美,。故孔子在描繪完大同與小康后，又特意強調(diào)“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這種禮治文化影響中國數(shù)千年,，于當今仍有其積極意義，它不僅有利于形成一種謙和知禮的社會觀念,，更對樹立大國形象有其獨特作用,。
“為政以德”的德政文化。歷數(shù)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種治世,，統(tǒng)治者都十分重視德政,。德政文化大致包括三方面，其一是施政者須有德且率先垂范,，即孔子所講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二是布有德之文教,，如《全唐文·征契丹還大赦文》記載“戢干戈而寧耀武威，撫夷狄而但修文德……今則朔陲稍靜,，中夏小康”,；其三是施德法兼綜之國策，如《全唐文·上軍國利害事》中在征引《大雅·民勞》后,，諫言“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nóng)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該文化對于當前我們所倡導的“政德”理念仍有借鑒價值,。
“選賢舉能”的用人思想。“小康”思想的出現(xiàn),，緣起于人們的渴盼,，“小康”局面的實現(xiàn)，更離不開具有高德大才之人,。因此古人眼中的“小康”,，實際上由兼具君子之德和棟梁之材的治理者來主導。這種用人思想在史書中屢見不鮮,，《舊唐書》便有“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的記載,。“小康社會”雖在某種意義上是借鏡現(xiàn)代社會學理論建構的政治話語,，但更是深深生長于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根脈上的社會主義理想,，承載著自古至今中華民族的美好追求與光榮使命。
〔作者：王學斌,，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